“伦理学”一词来自希腊文ἦθος，是“ἔθος的加长形式”，首先表示“一个习惯的地方，其复数形式表示动物的出没地或栖息地”。对于人而言，它一方面表示脾气、性格和气禀，另一方面又表示习惯、风俗和举止。它的复数形式表示习俗（拉丁文mores）。

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出现在《哥林多前书》十五33：“不要被欺骗了；滥交朋友败坏品德（ἤθη）。”

《使徒行传》十六21：“竟传布我们罗马人所不可接受、不可遵守的规矩（ἔθη）。”

《使徒行传》二十六3：“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ἐθῶν）和他们的争论。” 

ἦθος最初的意思是“居住、逗留、行动、行动方式”。它与习俗（mores）的含义不同，而是某种道德（Quintilian）。它常被用作τρόπος的同义词；该词的意思为方式、途径、善良、品格。

拉丁文mos指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因为它是从民族的气禀、品格和生活中衍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它等同于习惯、道德和习俗。根据维尔玛的说法，mos比“ἦθος更‘趋向内在’（mehr etwas Inneres）”。然而，多纳的观点恰恰相反。

关于他们的词源学研究，我们将mos译为“道德”还是“伦理学”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选择“伦理”一词，因为这个词没有“道德”所具有的负面联想，至少在道德教导的理解中如此。此外，道德被理解为实用的道德，而伦理学作为对是什么（What is）的更纯粹的科学和演绎表述形式，人们通常对二者会加以区分。实践道德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一系列准则，因而是人们外在行为的归纳性描述。因此，伦理学更加深刻和规范性。这类似伦理学（zedenleer）和道德哲学（zedenkunde）的差异。

荷文zede、德文Sitte和梵文sat都是指“生活、居住”（wonen）。哥特语中类似的词是sidus，分别出现在哥特版《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十五33和《提摩太后书》三10。游牧民族没有道德习俗（zeden）；当人们“坐下”的时候，当人们在一个地方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的时候，风俗和道德才会形成。

就我们的科学目的（scientific purpose）而言，这个词源学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只提供了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生活的规范性原则。所有的社会都已经有现存固定的风俗、准则、社会行为和道德，人们不能背离它们。一个人所在的民族、家庭和圈子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道德是由与主流习俗相一致的事物组成。

《圣经》没有谈到道德，而谈到了公义、圣洁和敬虔，因为《圣经》总是从人与上帝的关系来看待人，而上帝管理着人的行为。

根据道德的词源学解释，道德生活是指由民俗规范性地制约并符合民俗的生活。

但渐渐地，人们对这种道德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个理性的人经过深思熟虑，无法找到生活在习俗中的最高规范，而这习俗只能作为一种标准规范（norma normata）。所以，必须还有另一个更高的绝对标准。人们寻求道德的本质——即道德本身是什么——独立于社会的判断，对所有人始终有效。

伦理学必须有一个基础，一个最高的基础，一个综合而又全面调控的原则；此原则始终支配所有行为。换言之，道德不能是习俗，而必须是一种观念，【不是存在的某种事物，而且是必须存有（must be）的事物】，一种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化的事物。这就是善的观念，是伦理的理型，是真正的人或人性的观念。

因此，相较于按照习惯的方式是人为的事物，道德以更深刻的方式予以思考，它由人的本质进行规范。因此，道德有两个关键的维度。首先，它涉及的是人的个性的自由行为，而不是必要的或任意的行为。第二，道德的规范是人或人性在本质之所是。

这完全是形式上的理解，并且从实质上来说，我们看到在如何构思这些维度的看法上有很大的分歧。对于什么是“正常的人性”，莫衷一是。哲学伦理学的任务就是要探索正常的人性，并提供正常人的定义，指出道德的基础和准则。

从表面上看，这种探索不可能与基督教伦理学冲突，就像真正的人本身与真正的基督徒之间不可能冲突。然而，在现实中，这些冲突经常发生。此时，我们并没有讨论哲学伦理学的问题，而只是讨论具体的基督教伦理学。

今天，当人们考量“伦理学”这个词的词源时，“基督教伦理学”这个名称在术语上似乎是一个矛盾。“基督教”暗示了一种不同于“伦理学”一词的规范，而“伦理学”被理解为是真正的人或人性。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基督教和改革宗伦理学是否可行？换言之，我们可以谈论改革宗基督徒的道德生活吗？定然可以！这是基于这些原因：

因此，基督教伦理学这类事物是存在的，因为

这里所预设的是道德生活的存在，它有自己的基础、内容和目标；人类通过这种道德生活，可以成为或变为他们应有的样子。部分或全部地接受这种道德生活不存在的可能性就是反基督教的，是立于已破坏的行为之约（covenant of works）中。这种所谓的道德生活的内容，要么是自然的、亚当式的、罪恶的，要么是属灵的，是重生的生命、基督的生命。

这种属灵的生命自身也可以被视为是从上帝而来的生命，是在与祂的救赎性团契中。我们能够从此生命的起源、弊病、冲突和发展等方面来研究它。因此，我们在基督里描述人的生命历史（levensgeschiedenis）。

改革宗神学家是在实践神学（例如：德里森和魏特修）、“旧人和新人”[科斯特鲁斯（Costerus）]、基督里的人[范登霍内特（van den Honer）] 和主动神学（兰佩）的范畴下讨论此声明。这是一项必要的工作。我们需要知道属灵生命的本性、品格和果子，因为我们需要揭开伪善者的面纱，扶起受压迫者，安慰忧伤的人，医治病患者，引导强壮的人。

对属灵生命的诊断是必要的，对一个牧者而言尤然。灵魂关怀极其重要。一个人的救赎有时取决于一句话、一个暗示或一个建议。

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难题：伦理学和实践神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吗？还是它们可以一起处理？

它们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因为伦理与道德有关，而实践神学与宗教有关；宗教与道德不可混淆或混为一谈。同时，把它们放在一起考虑，也有很多方面可以阐述。（然而，将属灵生命作为不同的事物来讨论仍是很好的，也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

把它们放在一起的理由有三。

将它们聚在一起也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正常而真实的信心生活必须通过强健的道德生活来彰显。现在，我们可以详细说明何为伦理学了。

有许多方面都可阐述，用以反驳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将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处理的观点。我们应该把它与教理学或实践神学联系起来。我们之所以选择与实践神学相联系，是因为与教理学相联系的伦理学并未得到恰当的认可，太多内容没有被讨论、被忽视。

历史告诉我们，伦理学与实践神学的结合最为紧密，但二者之间完全彻底的划分是不可能的。

伦理必须关注：

换言之，伦理学关注的是属灵人的准备、诞生、成长和外在表现。伦理学是“被上帝所救赎之人的成长历史”，是“对正在运行的耶稣基督的恩典，即以人的生命形式运行的神圣生命内容的科学性描述”。伦理学描述了上帝的国度在人性中的具体化；基督身体的起源、成长和完成。换言之，从开始到结束，在上帝为我们和在我们里面的行动的基础上，重生的群体是如何孕育而成的。伦理学是关于我们内在和外在成圣的真理（兰伯特•达诺），向上帝而活的艺术（马斯特里赫特），是丰盛的、虔诚的生与死的艺术（皮克特）。

教理学和伦理学的区别已经很明显了。两者的区别不在于前者处理的是悟性和认知，而后者涉及意志和行动。这可以归结为把人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纯智性的，另一部分是纯伦理的。

不！在教理学中，我们关注的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在教理学中，上帝就是一切。教理学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语，来自我们自身之外，从我们上头传来的；我们是被动的、倾听并开放自己，接受上帝的指引。

在伦理学中，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当上帝在我们里面做工时，祂现在对我们有何期望，我们该为祂做什么。在这里，我们是主动的，正是因为且基于上帝在我们里面的作为；我们在感谢和赞美中向上帝献唱诗篇。

因此，这种区别并不在于我们在研究伦理学的时候弱化了拣选的教义，也不在于我们让人最终“自主独立”以获得正当地位而变为半伯拉纠。所有的伯拉纠主义必须被根除；它完全是反伦理的。正是因为上帝是一切，人类才真正伟大。这里没有分工，没有上帝和我们各行己事。大谬不然！我们确立我们的呼召，正是因为上帝在万物中作工。

这是一个奥秘：正因为上帝是一切，所以我们才可以伟大。是的，这是一个奥秘，但这个奥秘远比一个伯拉纠式的、抗辩派（Remonstrant）的疑难要好得多；此难题把上帝和人类分开，使上帝不能是上帝，人不能是真正的人。

以上内容节选自《改革宗伦理学（卷一）》导论，全书精彩，请购书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