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灵魂、言说与声音、话语与手势、所说的内容与表达方式之间必须和谐。而我们所说的，必须用我们整个灵魂、整个身体、全部力量去言说。一切都必须对我们而说，从我们内心说出，在我们里面而说。

说话的语气、身体的姿势、手的动作、眼睛的神态，每一方面都有自己的表情和力量。口才是由整个人产生的。

讲道的至高法则就是“给予你自己，不是按你现在的样子，而是按你能成为之所是（can be）和必须将成有（must become）的样子。” 这就是你讲道的要求。若非如此，就不要说话，不要烦扰你的听众，因为最终每一种口才都是好的，除了让人厌烦的那种（le genre ennuyeux）。这要求你尊重你的听众。没有人可以要求你施与比你现在之所是和所拥有更多的事物。“凡给予他所拥有之物的人，就配得生命。”但这也可以是对你话语的要求。

关于那些寻求我们关注之人，我们永远不能用“我厌恶普罗大众”（odi profanum vulgus）来描述。穆尔塔图里的那句“大众，我满心鄙视你们”，决不应该在演说家或作家的心中产生，并越过嘴唇的界限。圣言的牧者尤其必须从自己的灵魂中阻挡任何这种优越的思想，因为他不是站在庸人（vulgus）、俗人或大众面前，而是站在基督的教会，在主的产业面前。

顺带一提，没有人（冷漠的贺拉斯不是，高傲的穆尔塔图里也不是）真正赞成这一宣告。集市上的问候，人们的掌声和称赞的浪潮，都没有白费。他们对百姓的蔑视，足以证明他们对赞誉的敏感。

在同样牵涉全人的讲道中，声音是第一位的。好的嗓音是一种珍贵的恩赐。它是思想的回响，是我们心思的表达。

但是毫无疑问，声音与我们的性格之间有联系。有吵闹、虚假、粗野、沙哑的声音，就像一个酒鬼把声音淹没在杜松子酒（jenever）里一样。有尖锐、响亮和激烈的声音，见证一种不太柔和的性情。也有可爱、柔和、优美、悦耳的声音，单单声音就能抓住人心。如果一个演讲者天生具备清晰有力的声音，这将是一种无法估量的特权。

尼安德尔（Neander）告诉我们圣伯尔纳铎（the holy Bernard）的故事：德国人虽然听不懂他的语言，但因他的声音还是潸然泪下。据说，就像74岁的老诡辩家费沃利努斯（Favorinus）一样，范德胡芬读荷马的作品时，完全不懂希腊文的人也会感到高兴。当范德胡芬读完圣诗时，教堂里的人都已受到了教诲。

声音是一种美妙的乐器，能演奏娴熟的人是有福的，能从中调出最美音调的人是有福的。但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可以不诚实地说话，就像一个人可以不诚实地演奏和唱歌一样。最高的艺术是一个人完全、彻底地控制他的声音，把他整个灵魂和每一种细腻感情都投入其中，并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自己。

这确实是可能的：人类的声音就像心灵和语言一样丰富。这是最美丽和最好的音乐。整个自然界中没有一种音调是声音不能描绘的。它能像雷声一样轰鸣，像飓风一样猛烈。它可以像山涧一样奔涌，也可以像小溪一样潺潺。

但也许有人会说，此声音的音乐在讲道中必须由我们整个身体来伴奏。因此，早期的讲道者正确地说到“身体方面的口才”，这种口才必须在演讲者的身体姿势、动作和面部表情来阐明、支持和证实内心的思想。不仅是戏剧动作，还有面部表情；不仅是措辞用语，还有行动；这些都依赖我们内外人格的和谐。头和身体，眼睛和眉毛，手和脚，甚至衣服，都必须一起表达我们灵魂中正在发生的事，和我们口中正在说的内容。

讲道的每一个方面都是重要的。我们身体的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语言。有嘴唇的语言，也有眼睛的语言，手的语言，头的语言和身体的语言。谦卑和羞愧使人低头，疲惫使人侧身，傲慢使人挺身，骄傲使人后退，震惊使人畏缩。

我们的手呢？就像我们的声音，我们以双手提问和回答，祈祷和恳求，呼吁和警戒，拒绝和确认，催促和远离，爱抚和憎恶，诅咒和祝福。

眼睛的语言比头和双手的语言更清楚、更有说服力。每项灵魂情感都反映在眼睛里，如同在镜子里反射一样。爱与恨，轻蔑与同情，友谊与愤怒，信靠与惧怕，以及其他所有激情，都可以在人的眼睛里读到。它在喜乐中闪亮，也在忧伤中黯淡，在愤怒中闪烁，在惧怕中退缩，在灵感中闪耀，在绝望中呆滞；它在生命中变得清晰，在死亡中破碎。

眼光一瞥胜过千言万语。即使可听得见的言说也无法与眼睛的言语媲美。任何站起来发言的人，若是盯着他的稿子，或盯着一个点，或像布尔达卢（Bourdaloue）那样闭上眼睛，就会削弱他讲话的影响力，亏缺了口才的要求。

听众正确地请求自己要看着讲员，讲员也看着他们；讲员不仅要用声音说话，还要用眼神交流。在这过程中，当讲道者以其话语的内容、声音的声响、眼睛的注视、头的位置、身体的姿态、手势，甚至他衣服的颜色和式样，来表达同一种思想，说出同一种语言时；当灵魂和身体、内部和外部、声音和语调、语言和手势这一切二元论，都沉溺于完美的和谐中时；讲道完美状态方可达到。

这一切经常支配口才和讲道的错误观念，都要从这一原则中加以克服。戏剧动作和面部表情无疑有存在的权利。它们以灵魂与身体、精神与物质、内在与外在的合一为基础，但它们绝不意味着要描述一篇讲道中所提到的事物和主题。说话时像弹齐特琴那样做手势，或士兵说话时摆军姿，比如将小指放在裤腿的接缝处，这都是愚蠢和不公正的。

讲道者不是喜剧演员，讲道不是演戏，手势也不是演哑剧。因此，如果可以理解这一点，那么没有人会像马蒂亚斯•克劳迪亚斯（Matthias Claudius）那样发出如此警告：“不要用手势，否则你会做出粗鲁的举动（Misstraue der Gestikulation und geberde dich schlecht und recht）。” 

手势并不是讲道本身；它们只能引导、支持和强化讲道。每一个“繁琐的手势”（loquacitas manuum），正如西塞罗巧妙地称呼它的那样，都是用“满手喋喋不休”来判断。像风车一样挥动双手不会带来快乐；它是空洞的废话，因此完全不符合基督教的原则。

这就是我的观点——藉此点，我回到这场讲座的起点——基督教告诉我们关于口才和讲道的一些事情。只有当一个人符合基督教原则时，他才是有口才的；该原则存在于思想与话语、话语与姿态的完美和谐之中。

保罗并非不公地否决那些人类智慧的虚伪和无聊的言语。异教世界和希腊人——正如皮尔森教授（Prof. Pierson）几年前所指出的——错失了这种更深层次的和谐。二元论、对比和异化，总是在各种处境中重新出现。希腊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形式之美。那里为几乎所有的艺术和科学画出了经典的线条。自然和文化携手并进，完美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艺术本身就像是自然。

在史诗和戏剧中，在诗歌和雄辩（eloquence）中，在建筑和雕塑中，都有一种矫揉造作的表现；一种所达致的经典的宁静之美，让后世每一代人都充满了惊奇。然而，所有这些美丽的形式都是短暂内容的承载者；真正的实在正在错失。

我们惊叹奥林匹斯山上菲迪亚斯（Phidias）的宙斯雕像，因为它是一件艺术品，但作为一位神明，此宙斯只能对我们微笑。戏剧达到了一个无可比拟的高度，但因命运在其中扮演的可怕角色，最终却让我们在伦理和美学上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德国诗人雷瑙（Lenau）恰如其分地唱道：

这样，希腊哲学像是带着一种焦渴，寻求知识，却以彼拉多口中的那个问题终结：“真理是什么？”口才赢得了各种各样的胜利，并成为一种带着要求和规则的美好理论；但是，它常常用华丽的辞藻来掩盖内在真理的缺乏。故此，希腊罗马人就像那个浪子，最终以猪食充饥。

然而，基督教的出现打开了一个思想的世界，充满了生命，其美令人动容。新的内容被赋予了艺术，思想有了永久的对象，永恒的内容也在语言上恢复了。

现在，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希腊和罗马为我们保留的美的荣耀形式中获益；因为若我们是属基督的，那么万有就全是我们的——不但保罗、矶法、亚波罗，并且荷马、贺拉斯、狄摩西尼、西塞罗也都是我们的。这种和好首先见于基督教中——不仅是上帝与人的和好，而且是异教徒世界中一切矛盾的和解。一切思想、言说、行为、讲道上的不和谐，其本质都与基督教相抵触。然而，艺术和科学每个领域中的事物，无论是在我们还是我们的敌人那里，凡是真实、良善、可爱、和谐的，都是像基督的。基督教的中心点是道成肉身；在其中，上帝与人、精神与物质、内容与形式、理想与实在、身体与灵魂、思想与语言、话语与姿态得以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