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位传道人。虽然现在他不会再去巡回布道，但他的身份其实并没有改变。在小的时候，我和妈妈还有姐姐曾经有不多的几次机会和他一起旅行，并听他布道。

父亲的布道让我战兢。虽然父亲总是以一段笑话开场，但每次布道结束时，我都会深深地体验到一种生死攸关的紧迫感。更让我难以忘记的，是当圣经经文在会众中的反响到达高峰时，父亲那紧闭的嘴唇和坚定的眼神。

父亲的恳求具有何等的感召力！他会将基督的警告与劝说一同注入每个人的心中——儿童、少年、单身青年、已婚人士、中年人、老年人。针对每个年龄层，父亲都有很多故事。有些故事以人奇妙地归信结束，有些故事以人拒绝相信后不久不幸身亡收场。父亲讲述的每个故事都催人泪下。

当时的我还是一个孩子，在父亲充满激情地讲述所有故事时，最使我揪心的是关于一位老人回转归信主的故事。

教会已经为这个男人祷告了几十年，而他的心一直很刚硬，拒绝相信。但这一次，不知为什么，他出现在了我父亲的布道会上。礼拜快结束时，伴随着一首赞美诗，出现了令人惊诧的一幕：他来到我父亲面前，拉起了父亲的手。会众当时已经开始渐渐离开，他们俩坐在教堂最前排。上帝打开了他的心，他接受了基督的福音，从罪中得了拯救，获得了永生。但这并不能阻挡他哭泣。泪水顺着他布满皱纹的脸流下来。而当听到父亲含着泪水转述这位老人当时的话时，我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老人说：“我白活了！我白活了！”

一个哭泣着哀叹自己浪费了生命的老人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远远超过那些尚未信主但在车祸中不幸丧生的年轻人。在那个年代，上帝同时唤醒了我身体内的恐惧和热情：我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想象着自己老去时哭着说“我白活了”对我而言简直是太过可怕的一幅画面。

我儿时还有另外一股动力，开始时很不起眼，但后来却变得巨大无比。这股动力来自于我家厨房水槽上方挂着的一块装饰板。我6岁时，我们家搬到那里。到我18岁离家上大学，在12年的时间里，我几乎天天都会看到这块板。

板的背景是一块黑色玻璃，四周是一圈灰色结链，既作边框又作悬挂之用。正面是白色的文字，用古英文写成：

一次生命
转瞬即逝
唯有侍主
果效长存

在板的左边，这些字的旁边，是一座绿色小山，山上有两棵树，中间有一条棕色的蜿蜒小径渐渐消失在山上。

从一个幼稚的小男孩，到一个长着雀斑心怀渴望又略带焦虑的少年，有多少次我看着这条棕色小路（我的生命），想象着山那边的景色。

装饰板要表达的信息非常清楚：你只有一次生命。仅此一生，就一次。而这次生命的意义是通过耶稣基督衡量的。我在写作本书时已经57岁，现在这块装饰版挂在我家门后。每次离开家时，我都会看到。

浪费生命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亟需解答的问题。或者，换成积极的角度，不被浪费的生命，也就是充实的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对人而言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之前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用语言来描述这个问题，更不必说去解答这个问题。浪费生命的反面究竟是什么？“取得职业成功？”“获得最大程度的快乐？”“成就伟大的功绩？”“找到终极的意义？”“帮助尽可能多的人？”“完全地侍奉基督？”“在所有的事情上荣耀上帝？”

或者说生命有一个意义，一个目的，一个焦点，一个核心，可以实现所有这些梦想？

我已经忘记了这个问题对当时的我有多么重要，直到再次翻开那个年代我收藏的文字材料时才回忆起来。1964年，就在我准备离开自己在南加州的老家，永远不会再以长住居民的身份返回时，伟德（Wade Hampton）高中出版了一期以诗歌和故事为主的文学杂志。在接近封底的一页，刊登了一首我创作的诗。署名是约翰·派博（Johnny Piper）。诗写得不太好，我会饶了大家，不在这里引用全文。杂志的编辑简（Jane）非常有怜悯，同意将它刊登出来。现在对我仍然很重要的是诗的题目和它的前四行。诗的标题是《失去的岁月》（The Lost Years）。旁边是一幅素描图，图画中有一位老人和一把摇椅。诗的前四行是这样的：

地上隐藏的真谛，我苦苦寻觅；
年轻漫长的岁月，只求得空虚。
如今，即使生命要黯然逝去，
我仍要将寻求的征程继续。

40年后，重读这首诗，我还能听得到那令人恐惧的声音：“我白活了！我白活了！”不知为何，这句话唤起了我寻找生命本质和意义的热情。

随着道德性问题“能不能做？”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是生命最主要的、最本质的事情？”生命的建造若仅仅在于达到最低的道德标准和最起码的作人准则，那只能回答“可以做什么？”的问题。这样的生命几乎令我嗤之以鼻。我不想活在生命本质的外围。我想要了解生命最主要的东西并且去竭力追求。

不要错过生命的本质，不要浪费生命——这个信念在我的大学时代变得更加强烈。60年代是一个喧闹没有秩序的年代,而这其中的原因已经超出了一个即将成年且内心充满挣扎的大男孩所能承受的。在那个年代，“本质”到处被人唾弃。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元素。

存在主义的意思是“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你首先是存在的。而因为存在，你为自己的存在创造一种本质。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存在的本质。在你以外，没有任何你需要去追求或认同的生命本质。所谓的“神”或“意义”或“目的”原本都是不存在的，是你自己创造了它们。

你若仔细思考，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不必惊奇。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只有无休无止的重新包装。

我还能回忆起自己坐在黑黑的剧场里观看存在主义剧场版的一幕。那是贝克特创作的被称为“荒诞戏剧”的《等待戈多》。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在一棵树下见面，进行了一番对话，说他们要等待戈多。

但戈多一直没有来。在将近尾声时，一个小男孩告诉他们戈多不会来了。于是他们决定离开，却一直没有行动。他们无处可去。大幕落下，戈多（上帝）一直没有来。

我正是贝克特在戏剧中所描绘的人——一面等待，一面寻找，希望找到事物的本质，而不是通过自己自由不加束缚的存在去创造某种本质。如果你寻求某种至高的意义，或目的，或核心，或本质——按照贝克特的看法——你最终将无处可去。

1965年12月，披头士乐队发行了专辑《橡皮灵魂》（Rubber Soul）。他们在这张专辑中以令人折服的力量为我和我的同龄人唱出了他们的存在主义。或许这种感觉在约翰·列侬的《无处可去的人》（Nowhere Man）中表达得最为明显：

他真是无处可去的人
坐在无处可去的地方
制定无处可去之计划
不为任何人。
他没有任何观点
不知道要去哪里
难道你我，不也是这样？

那是一个令人沉醉的年代，对于大学生而言更是如此。感恩的是，上帝并没有保持沉默。不是所有的人都沉浸在荒诞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陷入略带英雄气概的空虚之中。不是所有人都响应了加缪（Albert Camus）和萨特（Jean-Paul Sarte）的呼召。就连一些原本不是出自真理（基督）的声音都明白世界上一定存在更高层次的意义——在我们之外，在我们从镜子中看到的影像之外更伟大、更有意义、更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事物。

鲍勃·迪伦当年创作的一批歌曲表达出一种令人难以琢磨的盼望。这些歌曲之所以会引起轰动，正是因为它们揭示了一个现实，一个不会让我们永远处于等待之中的现实：改变总会发生。不论早晚，慢的总会变快，在前的将要落后。而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我们在所谓的命运面前都是存在主义大师，而是因为改变会自动找上门来。一首《时代变个不停》（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让我们都感同身受：

界限已经标明
诅咒已经设定
现在缓慢笨拙的
将来要快速灵敏
正如今天的日子
很快成为昨日的背影
秩序就这样转瞬消逝
如今在前的
不久却成了最后一名
因为时代一直变个不停

迪伦的歌一定惹怒了当时的存在主义者们。迪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流行单曲《在风中飘荡》中放声高唱的“唯一的答案”将万事随缘的相对主义击得粉碎：

人须仰望多少次
才见高处是天空
人须有耳多少只
才闻哪里有哭喊
人须死亡多少次
才知太多人已死去
朋友啊，答案就在风中飘荡
唯一的答案，在风中飘荡

人要抬头仰望多少次才可能看不到天空？天空就在那里。你可以抬头一万次并且说你没有看见天空，但你所说的话对于天空的客观存在不会施加任何影响，因为天空就在那里。而且，终有一天，你会看到它。

你究竟需要抬头多少次才能看到天空？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朋友们，这唯一的答案不是由你发明创造出来的，答案已经为你预备好了。答案来自于你以外的世界，这是一个真实、客观、可靠的答案。终有一天你会听到这个答案。你无法创造它，你也无法定义它，答案会自动找到你。或早或晚，你会服从于这个答案——甚至向它屈身下拜。

这是我从迪伦的歌曲中听到的信息，我整个人都为之一振！这个答案是绝对唯一的答案，错过了它就意味着浪费了生命，找到了它就意味着我的所有问题都会得到统一而圆满的解答。

我家厨房里挂着的图画中那座绿色小山上的棕色小径开始有了意义：在整个60年代，我沿着这条蜿蜒的窄路绕过了所有看似甜美的“智慧”陷阱。而当那一代人离开这条窄路，踏进路旁的陷阱中时，他们的举动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英勇无畏”！其中有些人甚至鼓足了勇气夸耀：

“我选择了自由之路！我创造了全新的经历！我撼动了陈旧的律法！看吧，我现在想迈动双腿是多么艰难！”

以上节选自《仅此一生》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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